2022-07-31 17: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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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臺灣海峽。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將竄訪臺灣的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中美兩國間緊張態(tài)勢。解放軍針鋒相對的多次軍事演習已經開始。而我方的調門在幾天內不斷上升，終于，在我國輿論場有著“特殊地位”的一位同志直接向美方放出了“如果美軍戰(zhàn)機護送佩洛西訪臺，就是侵略，解放軍有權強制驅離佩洛西座機和美軍戰(zhàn)機，包括發(fā)射各種警告彈，做阻礙性飛行動作。如果驅離無效，就可以擊落他們”的聲音，搞笑的是，如此一條表述清楚，內容明確的警告信息，卻被推特阻礙，于是這位同志一不做二不休，重新發(fā)的推文干脆就把調門進一步提高到了：“如果依然無效，我認為擊落佩洛西座機可也”。
這位同志重新發(fā)表的這條里面也明確說了：“然而我把該傳的信息傳達到了”。
胡錫進微博截圖
胡錫進推特被刪
這意味著什么，我相信我們也不必再多做解讀。中方已經攤牌，對于此次行動我們的處理方式將會是如此，而美國方面的反應呢？到目前為止，佩洛西在新聞發(fā)布會上表示自己對于此行很“興奮”，但要在“途中”才公布其具體行程。那么這個意思也很清楚了，來吧，小雞游戲。一場危機真的要來了，美國媒體在今年3月就援引有關人士的話說，今年夏天中美將迎來一場風暴，好的，現(xiàn)在風暴經過一整個夏天的醞釀，終于來了。
解放軍有首新軍歌，“來吧來吧風暴，來吧來吧巨浪，我們早已準備好”。這場危機，有很多人表示擔心，包括我們國內的很多網民，已經非常激動，今天列車長也接到有朋友給我直接打電話說，聽到我在節(jié)目里說到“戰(zhàn)略定力”一詞，他很不高興，甚至表示要我們這些媒體人，乃至于是黨和國家，不要光是參考那些歷史上的國際沖突和危機，而是要“考慮考慮巴黎和會，考慮考慮五四運動”，認為只要佩洛西落地，“我們就輸了”。
這種激動當然是理所應當?shù)?，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思想根源，就直接來源于五四運動，我國歷次革命戰(zhàn)爭的正義性，也就直接來源于驅逐一切在中國領土上的外國侵略者。
個人認為呢，這位網民發(fā)出這樣的聲音，一個潛臺詞依然是某種“不自信”。我們應該認識到，“韜光養(yǎng)晦”是一個策略，而不是“祖宗規(guī)矩”，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過度“韜光養(yǎng)晦”已經不合時宜。況且，即使是“韜光養(yǎng)晦”的時代，我國在核心利益和關鍵問題上依然是不惜一切代價的。因此在這件事上，我們應該具有高度的信心，十四億人民的意愿不可違。那么，這次危機的決定性因素在哪里呢？我們該如何認識這場危機呢？
這里先給大家推薦一本書《和平與戰(zhàn)爭之間：國際危機的性質》。本書當然也是一本美國人寫的理論著作了，內容肯定不如網絡小說那么令人興趣盎然，但是各位關心國際危機的朋友，關心美國如何在國際上屢屢挑動危機，并從中收益的朋友們，去讀一讀。雖然美國政府今天已經不會再按照這些“過時”理論采取行動，但其中一些觀點，反而更加契合今日的實際情況。
當然了，這本書也很老了，初版于1981年，已經屬于比較“過時”的國際關系理論框架內的東西，或者叫做“大戰(zhàn)略”理論框架。但今天美國已經沒有“大戰(zhàn)略”了，只有應激反應。但是在今天國際局勢當中，那些“新派”理論正在陸續(xù)失敗的前提下，我覺得大家還是應該回過頭來，重新認識一下這些構建冷戰(zhàn)框架的基礎理論。
這里就說里面的一些觀點。首先，國際危機的根源何在。
本書的作者認為，國際危機的根源在于領導人的情緒性判斷和行為超越了理性。
“領導者在弄清他者的目標和籌劃上存在巨大困難，并一貫低估他們政策的風險”。
作者將這些“決策病理”的根源歸于領導人的“知覺錯誤”，而這種“知覺錯誤”的根源在于三個要點：官僚機構的政治化，簡單說就是“小團體主義”盛行。國內政治的首要地位，就是領導人以國內政治需要為首要驅動力，產生了低估國際風險的傾向以及民族自我形象的角色，換句話來說就是出于對本國實力的自負，做出一系列災難性的決策。
以他書中提出的一系列導致領導人“認知閉合”的條件，有幾點對于我們管控這次危機不利的因素。首先，“過去相似情況下的成功”。美國在過去幾十年里多次有高層領導竄訪臺灣的事件，這強化了美方對于“高層領導竄訪臺灣不會引起中國強烈反應”的認知。由此帶來了他們對成功的預期，以及忽視我方關切的傾向。但真正關鍵的因素是，“領導層的癱瘓”，美國目前正處于一種典型的“癱瘓”之中，領導層當中無人可以做出終止危機的決斷。如果我們回顧過去幾年中美之間的危機，我們會發(fā)現(xiàn)，特朗普更符合本書中關于領導層“認知閉合”的描述，因此特朗普的行為在關鍵時刻仍有“剎車”。而民主黨當局，由于領導層癱瘓，實際上是一種更可怕的情況，就是“失去控制”，導致“政策凍結”，一輛失去剎車的泥頭車已經轟隆隆開過來了。
實際上此前的俄烏危機中，美國采取了關鍵性的步驟，將不可言說的東西弄到了烏克蘭，徹底戳穿俄羅斯的底線，導致危機的結果不可避免的走向戰(zhàn)爭，這已經是一個極為惡劣的“失控”先例了，但他們尚未從這場危機當中獲得足夠的懲戒，或者說負面反饋，甚至可以說他們還從中收獲了一些利益，所以指望他們主動扭轉失控局面，目前沒有足夠動力?？梢哉f從這一點上來說，現(xiàn)在的民主黨當局要比特朗普當局更加惡劣。
當然現(xiàn)在去說美國人決策有問題，這個是很容易的，但它既不能預防決策失誤，也不能作為追究責任的根據(jù)，關鍵問題在于我們如何應對。在美國的決策已經毫無疑問存在失控問題的情況下，唯一能阻止戰(zhàn)爭爆發(fā)的，只能是軍事手段，尤其是軍事威懾手段了。有很多朋友都會簡單的認為“威懾”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實際上威懾并不是靈丹妙藥，威懾也會引起 一定的反作用。軍事威懾如果操作不當，反過來就會強化對手先發(fā)制人的傾向，形成“威懾失敗”，這是威懾的吊詭之處。
俄烏沖突的爆發(fā)，就是一個典型的俄羅斯和美國雙向威懾失敗的后果。不過這個問題在中美臺海問題上并不存在，因為在臺海問題上，美國對我方威懾認知不足，是美方采取行動的根源，要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加強威懾是重要的一步。
這里稍微詳細分析一下，在本書中，影響軍事決策的要點有幾項，“對戰(zhàn)爭不可避免的感知”，“軍事平衡的不穩(wěn)定”、“所認知的軍事優(yōu)勢”，“所認知的軍事選項”和“對戰(zhàn)爭本身的厭惡”。
《和平與戰(zhàn)爭之間：國際危機的性質》作者理查德·內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
這五個基本要點的平衡，將會影響領導層判斷“是否愿意接受戰(zhàn)爭作為危機結果”，而選擇的結果就是“愿意甘冒風險”或者“愿意承擔軍事劣勢風險以維護和平”。軍事和政治決策中只要有一個層面強烈否定戰(zhàn)爭選項，那么就會存在較強的危機管理的意愿。我們前面已經分析過了，美國在政治層面上由于失控，已經無法產生危機管理的足夠意愿，那么唯一的管控意愿只能是來自軍事。那么美方軍事評估的情況如何，首先我們以上述五個要點來評估一下俄烏戰(zhàn)爭前俄方的決策過程，看看這個評估的流程是什么樣的。
首先，美方越線的嚴重挑釁行為，導致俄羅斯強烈預感到戰(zhàn)爭不可避免。
其次，短期內俄方沒有改變軍事平衡的能力。
第三，俄方判斷，自身對烏克蘭擁有絕對的軍事優(yōu)勢，而美國雖然對俄羅斯有軍事優(yōu)勢，但在運用軍事優(yōu)勢方面存在限制，因此綜合而言，俄方有優(yōu)勢。
第三，俄羅斯對于自身軍事選項的認知是，有可能通過一場短期快速的軍事行動解決烏克蘭問題。而他們認知的美方軍事選項，明顯不包括直接出兵烏克蘭與俄羅斯交戰(zhàn)，也不包括對烏克蘭進行大規(guī)模援助改變俄烏力量對比。
第四，出于對國際經濟、政治態(tài)勢的評估，俄方認為自身有可能進行一場戰(zhàn)爭，并且能夠從中收獲戰(zhàn)略利益，因此對于戰(zhàn)爭沒有強烈的厭惡。
可以說，五個要點里，唯一能夠促使普京做出戰(zhàn)爭不利于己方判斷的因素，只有美國的軍事優(yōu)勢，但這個優(yōu)勢可以設法削弱。從事情的發(fā)展來看，應該說這個判斷偏差不大。
結果，俄羅斯最終做出了采取軍事冒險行動的判斷，他們甘冒風險。
那么我們再來評估一下美方目前對于中美在臺海問題上的判斷過程。
首先，美方認知中，我國短期內不會對臺灣采取軍事行動，但長期來看，沖突無法避免。
其次，軍事平衡變化問題，中國目前已經對美國在臺海地區(qū)取得優(yōu)勢，并且美方短期內無法扭轉這一局面。但美方在核武器問題上對我方有優(yōu)勢——這里要說一下冷戰(zhàn)時期傳統(tǒng)的國際關系認知當中認為核沖突是絕對要避免的，但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美國如今很多人認為核問題可以成為軍事平衡問題上制衡中國的一張牌，原因就是，我們的核武器尚不足以和美國分庭抗禮。但是從中長期來看，這種目前美國的核優(yōu)勢很快就會被削弱，乃至消失。但是至少在“現(xiàn)在而今眼目下”，由于中國的“風力發(fā)電廠”尚未進行新型導彈的試射和展示能力，所以美方仍然會判斷軍事平衡問題上，雙方算是半斤對八兩，但可能會在短期內更加不利于美方。
第三，認知的軍事優(yōu)勢，美方政客和部分決策層認為自身對我具備軍事優(yōu)勢，雖然美軍和美國政治界內對軍事問題有比較深理解的人明白中國在軍事上的優(yōu)勢，但這個認知并未形成共識，在拜登和佩洛西等人的個人視角內，仍然會認為美軍在存量上具備優(yōu)勢。尤其是近期美方也有一些“底氣”，他們的“里根”號航母前不久的一些行動似乎給了他們中國優(yōu)勢并沒有那么強的錯覺。
第四，美方所認知的軍事選項，美方認為，中國的軍事選項當中，不包括擊落佩洛西座機，不包括全面攻臺，最可能的選項是戰(zhàn)機飛越臺灣島上空，或者擊落臺軍飛機，或者奪取澎湖、金門乃至一些更小的“離島”。
第五，中美的貿易戰(zhàn)和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從某種角度而言，對美方都是有收益的，因此雖然美國絕對不愿意打一場毫無勝算的戰(zhàn)爭，但卻基于“中方可能不做反應”或者“中方只有小反應”的軍事選項，對于可能觸發(fā)嚴重危險的事實估計不足?；谏鲜雠袛?，美方對于戰(zhàn)爭并沒有足夠的厭惡。
最后的結果，美方甘冒風險。
我們再來判斷一下我方的傾向性。
其實，從政治分析過程來說，對于我方來說，過去相似情況下的成功，并非沒有。首先是2016年南海危機，然后就是蓬佩奧竄訪臺灣未能成行，以及今年3月佩洛西竄訪臺灣的“陽遁”。
可以說，按照上面的這個方法可以推斷出，我方有很強的意愿，要堅決維護我方的核心利益。并且我們也沒有出現(xiàn)失控問題，我們有很強的決策能力和執(zhí)行能力。
軍事上，大家也可以試著按照上面提出的示例判斷一下，我們會發(fā)現(xiàn)，我方實際上在軍事問題上也處于甘冒風險的狀態(tài)，但我方也有采取危機管控的動力。但是美國對此的認知卻可能是，中國可能接受劣勢以維持和平。
危機管理行為的吊詭之處在于，必須雙方同時采取管控，才有可能“體面”的避免戰(zhàn)爭，否則單方面的危機管理就會讓對手得逞，從而將自己置于嚴重劣勢之中。
所以關鍵問題在于，我們能否采取足夠的軍事措施，從而改變美方的判斷，使之更傾向于愿意“承擔軍事劣勢風險以期維護和平”。
我方必須采取行動，在短時間內讓美方認識到他們上述判斷過程中幾個關鍵性的缺陷，以及其必然導致的災難性結果。
首先，某位同志的放話——如果美方軍機侵犯我國臺灣省領空，我們將會擊落美機，甚至擊落佩洛西的座機。此外，大規(guī)模軍事演習，改變美方對于中方可能軍事選項的認知，我們必須展現(xiàn)出必要時不惜吃“夾生飯”的態(tài)度和實際能力，通過實際行動修正美方對于“認知的軍事選項”的錯覺。
同時，進一步來說，我們還可以改變美方對于軍事平衡的認知。個人猜測，這次危機的最高潮到來前，可能還會有一些新的“戰(zhàn)略性”示威行動，降低美方對于自身軍事優(yōu)勢的預期。
如果能夠改變上述認知，那么美方對戰(zhàn)爭的厭惡程度將會大幅度上升，從而產生較強的危機管理的動力。從這本書里分析的27個案例中，個人認為這次危機比較接近于古巴導彈危機，而不是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七月危機”。因為古巴導彈危機中，雙方客觀上有進行危機管理的動力和能力，在美方巨大的威懾下，蘇聯(lián)最終選擇了妥協(xié)。而“七月危機”中，過于復雜精密的外交操作降低了各方危機管理的能力，并且各方沖突意愿也更加強烈，最終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悲劇。
當然，前提是，美方仍有進行危機管理的能力，畢竟當年蘇聯(lián)和美國都不存在政治上的失控問題，所以我們無法照搬古巴導彈危機的經驗說這次事情一定沒事。
這里要說一下本書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對“修昔底德陷阱”的反駁。在該書中，將戰(zhàn)爭的原因分為直接原因和深層原因。中美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矛盾，這構成了潛在沖突的深層原因，這不假。但用該書中文版出版方的一個淺顯比喻來說：“就像我們常說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般認為，這樣說是對的。但是對于精細的農業(yè)專家來講，這是不準確的，如果你控制住水分、空氣和溫度的話，種下去的‘瓜’、‘豆’可以不生根發(fā)芽，即使生根發(fā)芽了，也可以控制其成長速度，直至完全抑制它的生長。”
這也就是為什么近年來在中美談判中我們已經不說十年前老生常談的“中美間不存在結構性沖突”，而是強調“管控危機”，因為在美國不遺余力的塑造之下，雙方的結構性矛盾已經是一個既成事實，問題只在于雙方的“瓜農”是否足夠勤快，是否能夠管理好田里已經客觀存在的“瓜”了。
問題是，美方是否還有采取危機管理的能力——從此前幾次危機來看，美方目前仍有危機管理能力，只不過前提是，與對手發(fā)生沖突過于危險，且結果必然對美國不利——如果美方對這個問題有了另一種判斷，那么俄烏戰(zhàn)爭就是前例。所以現(xiàn)在中美間的問題是，中方是對于危險的“瓜”，是進行著精心的管理的，希望它們在更合適的時機再成熟，而美方現(xiàn)在則由于“瓜農”躺平了不干活，“幫工”則拼命澆水施肥，出現(xiàn)了瘋長的局面。
但這里面，“幫工”和“瓜農”的角色是可以互換的，在俄烏問題上，美國的“幫工”沒發(fā)揮太大作用，但是“瓜農”積極工作，甚至狂撒“金坷垃”，終于催生出了戰(zhàn)爭之瓜。而在臺海問題上，現(xiàn)在美國的“瓜農”卻在躺平，雖然已經躺的不踏實了，但他們還是躺著，不去阻止積極的“幫工”，這就是現(xiàn)在局面的吊詭之處。
那么好吧，反正我們也不是說完全不想，或者實力上不能吃瓜，如果我們采取的一切措施都無效，那么好吧， 吃就是了。
當然上述這些粗淺的論述，也僅僅是基于對一些“過時”國際關系理論基礎的推演，但歷史在2022年正在瘋狂倒車，現(xiàn)在我們是倒回了1969年，還是1914年，也還真是說不準。
如果這次危機得以化解，我也希望，本書中關于危機本身也是一次學習過程的說法能夠發(fā)揮作用。如果是這樣，那么危機是危也是機，它是一次改變美方傲慢態(tài)度的機會，一旦美方根據(jù)這次危機中出現(xiàn)的避無可避的事實重新修正了對我們的評估，它未來的決策就有可能會出現(xiàn)改變，就如同1969年古巴導彈危機后美蘇關系相對緩和那樣。問題只在于，這個“機”得是在危機成功得以化解的前提下才會到來。
最后的結論，這次危機，美國政治決策已經失控，如果沒有新的因素，美國的政治決策已經在向危險的方向狂奔了。所以，可能決定性的因素就是，解放軍能夠給美國施加多大的軍事壓力，迫使他們那邊有危機管理能力的“瓜農”起來干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