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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官僚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始終致力解決的難題，反官僚主義是毛澤東的畢生事業(y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以階級斗爭和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為分析處理社會政治問題的兩種基本框架，兩者關系經歷了從“兩類矛盾”分解吸納階級矛盾，到階級矛盾不斷產生逸出“兩類矛盾”范圍的沖動，再到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反過來統(tǒng)領“兩類矛盾”的演變過程。與之相聯系，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官僚主義性質的認識經歷了從歸屬人民內部矛盾到在“兩類矛盾”之間擺動，再到成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混合物的演變過程。
【關鍵詞】毛澤東；官僚主義；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階級斗爭
【中圖分類號】A84
階級斗爭和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人研判社會政治問題的兩種基本框架。前者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有力武器，后者則是黨在“革命時期的大規(guī)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1]條件下探尋妥善處理社會矛盾的重要理論成果。隨著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探索的不斷深入，兩者關系經歷了從以“兩類矛盾”吸納階級矛盾，到階級矛盾不斷產生逸出“兩類矛盾”框架的沖動，再到階級斗爭反過來統(tǒng)領“兩類矛盾”的嬗變過程。
官僚主義作為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問題，自然應放在上述兩種基本框架中加以審視，毛澤東對官僚主義性質的認識也必然隨著兩種框架關系的變化而變化。當前，學界并未對這一問題給予足夠重視，或是認為官僚主義單純地屬于人民內部矛盾[2]，或是覺察到毛澤東對官僚主義的定性存在從工作作風問題轉變?yōu)閿澄颐艿陌l(fā)展歷程，但都將這一轉變籠統(tǒng)理解為“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結果[3]，不同程度地忽視了兩種框架的復雜互動及對官僚主義性質認知的具體過程。本文試圖在此基礎上，勾勒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官僚主義問題性質認識的變動軌跡，并剖析其變動的內在邏輯。
一、1956-1958：官僚主義作為人民內部矛盾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澤東立足調整新生政權的政治關系、團結一致發(fā)展社會生產，創(chuàng)立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在這一框架下，官僚主義主要被納入人民內部矛盾范疇，但又隱伏著一定條件下向敵我矛盾轉化的可能。
（一）“兩類矛盾”基本框架的提出和確立
1956年以來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引發(fā)了毛澤東等人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理論思考。1957年2月，毛澤東發(fā)表“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標志著毛澤東在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問題上形成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在這個體系中，除了對兩類不同性質矛盾不同解決方法的論述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對階級矛盾和“兩類矛盾”關系的說明。根據毛澤東的觀點，人民內部矛盾分為兩個部分：一為階級矛盾，即“人民內部的階級斗爭”，主要指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4]；一為勞動人民內部的矛盾，其中又包括“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5]。階級矛盾本來是對抗性矛盾，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和平贖買政策的成功使毛澤東樂觀地認定，“如果處理得當”可以用非對抗性的方法即民主的、團結、批評、教育的方法加以解決。當然，兩類矛盾之間依然存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可能，人民內部的階級矛盾仍有可能重新轉變?yōu)閿澄颐堋?/span>
通過上述理論構想，毛澤東實際上把階級矛盾分解成兩部分——極少數部分仍然作為敵我矛盾存在，大部分則被吸納進人民內部矛盾范疇之中——從而淡化階級斗爭色彩，突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國家政治生活新主題，達到團結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fā)展我們的經濟，發(fā)展我們的文化”，“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6]的最終目的。
一個復雜理論從提出到被完全接受，總要經歷一個過程。在毛澤東發(fā)表關于“兩類矛盾”的演說后，黨的領導層并沒有馬上領會這一學說的精髓和實質，尤其是階級矛盾“同‘兩類矛盾’關系”的部分。比如，劉少奇在1957年3月到湖南考察時談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兩個矛盾“在私有制度的社會里”主要表現為階級矛盾，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社會里”主要表現為人民內部的矛盾[7]；鄧小平4月到甘肅考察時談到，“去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了，階級斗爭、階級矛盾基本解決了，人民內部矛盾變得突出了”[8]；差不多同時，彭真在北京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也提及，“國內階級矛盾基本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就顯露出來了”[9]?？梢姡谝欢螘r期內，毛澤東以外的其他領導人尚未意識到“兩類矛盾”和階級矛盾之間是吸納與被吸納的關系，仍習慣性地把階級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并列和對立起來。
1957年夏季的全黨整風及反右派斗爭，為黨的領導層形成共識提供了機會。反右派斗爭實際上是毛澤東所說的人民內部的階級矛盾由于處理不當而部分轉化為敵我矛盾的鮮活案例。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在黨的高級領導干部范圍內，不厭其煩地重申階級矛盾同“兩類矛盾”關系的理論要點：“敵我矛盾是階級矛盾，但階級矛盾不一定就是敵我矛盾。階級矛盾內有敵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內部矛盾?！盵10]此外，他在稍早時候專門就甘肅省委提出的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哪個為主的問題作出答復：“兩個矛盾都同時存在?！盵11]換言之，所謂主要矛盾不是指人民內部矛盾或敵我矛盾，而是屬于生產關系中相互關系范疇的階級矛盾（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12]，只不過這一矛盾被“兩類矛盾”分解和吸納。
經過毛澤東的反復講解，黨內其他領導人迅速調整自己的觀點，與毛澤東逐漸達成基本一致。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作整風運動報告時指出：“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條件之一是資產階級接受我們的方針，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和黨的領導，否則就會轉化為敵我矛盾。”[13]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作的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表現為人民內部的矛盾”[14]。以此為標志，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兩類矛盾”吸納階級矛盾的基本框架最終確立起來。
（二）把官僚主義納入人民內部矛盾范疇
這一時期毛澤東對官僚主義問題性質的認識就是在這一框架中進行的。在黨的領導人中，劉少奇較早從矛盾范疇出發(fā)來思考新中國成立后的官僚主義問題。他在1951年工作筆記中指出，在國營工廠中階級矛盾和剝削關系不再存在的情況下，必須學會處理另外一種新的矛盾和關系，即“國營工廠管理機關與工人群眾之間的矛盾和關系”，并指出這屬于“工人階級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和關系”[15]。所謂“管理機關與工人群眾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就是后來劉少奇進一步指出的“人民和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的矛盾”[16]。
劉少奇關于官僚主義和人民群眾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觀點，與毛澤東的觀點是基本一致的，后者在最高國務會議演說及其后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的談話中，進一步提出反對官僚主義的方法問題。一方面，毛澤東明確將官僚主義同人民群眾的矛盾劃歸為“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17]，提出用批評教育的方法加以解決。另一方面，毛澤東著眼于當時國內發(fā)生少數人“鬧事”的情況，指出發(fā)生“鬧事”的因素除了物質要求得不到滿足、對工人和學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以外，更重要的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為此，他提出應對“鬧事”的四條辦法：第一，克服官僚主義，適當地處理矛盾，使其不鬧；第二，官僚主義沒有克服，要鬧就讓他鬧，因為你沒有解決問題；第三，要鬧就讓他鬧夠，應該把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打扁擔，看作是我們改善工作，教育工人、農民、學生的一個過程；第四，除個別人以外，一般不要開除。[18]可見，毛澤東不但沒有否定群眾“鬧事”的合理性，反而把罷工、罷課、游行、示威、請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內部矛盾，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補充方法”[19]。
根據毛澤東這一觀點，1957年3月《中共中央關于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指出：“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果領導者的官僚主義極端嚴重，群眾幾乎沒有任何民主權利，因而無法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正常方式解決問題，那么，群眾采取罷工罷課游行請愿等類非常方式就會成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20]4月，劉少奇在上海市委黨員干部大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發(fā)揮毛澤東的意思，提出人民群眾與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之間的矛盾“基本上”是人民內部矛盾，所謂“基本上”是說除了“少數特別惡劣的、頑固的、反人民的官僚主義者”以外，“一般犯了官僚主義錯誤的”仍屬于人民內部矛盾。[21]言外之意，對后者應當采取批評教育的“小民主”方法加以解決，對前者則不排除使用“大民主”甚至是敵我斗爭的方法進行處理。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最初幾年，在“兩類矛盾”的基本框架中，官僚主義問題被明確地歸入人民內部矛盾范圍，同時又保留對嚴重官僚主義使用“大民主”甚至專政手段的余地。這與“兩類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理論邏輯是內在一致的，是共產黨人既堅持原則性又注重靈活性方法論的充分體現。但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界定往往取決于黨的領導人對斗爭形勢的判斷而缺乏確鑿的標準，階級矛盾同“兩類矛盾”的關系又因為理論上的復雜性使黨內干部群眾一時感到難以把握，這一定程度上導致官僚主義在“兩類矛盾”之間、階級矛盾和非階級矛盾之間反復擺動。
二、1958-1962：官僚主義在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之間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國內外形勢急劇變化、黨和國家遭遇嚴峻挑戰(zhàn)的一個特殊階段。在此期間，原本被“兩類矛盾”分解吸納的階級矛盾不斷產生逸出沖動，但在毛澤東等人的堅持下仍然被控制在“兩類矛盾”框架之中。隨著對官僚主義問題嚴重性的估計不斷升級，官僚主義與蛻化變質分子產生難以分清的勾聯，對官僚主義問題的定性一度存在滑向敵我矛盾的危險，但最終仍被控制在人民內部矛盾范圍內。
（一）階級矛盾逸出人民內部矛盾的沖動及其反制
1958年8月，中蘇兩黨在國家戰(zhàn)略利益和意識形態(tài)問題上的分歧和沖突逐漸顯現，中國的國際環(huán)境日益惡劣，加上自然災害對社會生產的破壞以及黨在政策制定和執(zhí)行上出現的偏差，黨和人民面臨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經濟困難。危難思變之際，階級斗爭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傳統(tǒng)觀念被重新激活，其表現主要有三：其一，從國際反修逐漸轉向國內防修，在判斷蘇聯出現修正主義的同時，毛澤東認定中國也出現了思想代表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者；其二，1959年夏突如其來的“反右傾”斗爭不僅中斷了此前的糾“左”進程，而且重申黨內斗爭是十年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斗爭的繼續(xù)，政治空氣迅速緊張起來，毛澤東則在1960年3月天津會議上再次指出社會主要矛盾“還是階級斗爭”[22]；其三，1960年初，“五風”[23]問題隨著各地大面積饑荒和浮腫病被逐漸揭露出來，黨內領導層在自我批評的同時，把斗爭矛頭指向黨內一小部分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還大搞走“后門”和生活特殊化的黨員干部。當年12月，黨中央在《關于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qū)所發(fā)生的嚴重情況的指示》中嚴厲批評鋪張浪費、貪污腐化、破壞黨章、違法亂紀、不顧人民死活的現象，并指出其中某些破壞行為是敵對勢力在試圖篡奪地方上的領導權，是“農村中階級斗爭的最激烈表現”。[24]
盡管階級斗爭的動力不斷增強，但黨的領導層仍然堅持運用“兩類矛盾”分析框架處理問題，把大量階級斗爭嚴格控制在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內。在國際反修方面，黨中央內部早已稱赫魯曉夫為修正主義者，但對外仍將其定性為“半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正如周恩來所言，“我們可以把壞事想足，但不能超過人民內部矛盾問題”[25]。在國內“反右傾”斗爭方面，毛澤東一邊嚴厲批判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一邊指出“處理這類事件，不可以用簡單的方法，不可以把它當作敵我矛盾去處理，而必須把它當作人民內部矛盾去處理”[26]。彭真在具體部署反右整風時也明確指出，“斗爭的方式方法一定要和風細雨”，“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盡可能少戴，要防止擴大化”。[27]
總之，一方面階級斗爭的能量不斷積聚，對修正主義者和階級異己、蛻化變質分子的批判日益嚴厲；另一方面階級斗爭盡力被控制在“兩類矛盾”框架之內，大量的階級矛盾仍然被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解決。兩者形成的巨大張力構成這個階段黨應對社會政治矛盾的基本方式和主要特征，也是這幾年中黨的方針政策反復多變的重要根源。
（二）對官僚主義性質認識的擺動
上述變動深刻影響著毛澤東對官僚主義問題性質的認識，這比較集中地體現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央工作會議前后對官僚主義性質判定的兩次改變。1960年12月23日晚，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負責人開會，在聽取匯報過程中把全國干部分為六類：第一類是“五類分子”[28]；第二類是“本來是好的，變壞了，被人家拉過去了”的蛻化變質分子；第三類是“死也不改，‘共產風’一直刮，黨的話不聽”的“死官僚主義分子”[29]；第四類是“情況不明，頭腦不清”的糊涂人；第五類是“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的人；第六類是“頭腦清楚，事情辦得好，‘共產風’很少或者沒有”的人。毛澤東認定，“死官僚主義分子”是“五類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的“間接同盟軍”，“不能說是我們的人，也是敵人”。這是黨的領導人第一次把官僚主義者從人民內部矛盾中部分地剝離出來，轉而歸入敵我矛盾范圍。然而，僅僅四天以后，在聽取中央工作會議各小組匯報時的插話中，毛澤東改變了自己的觀點：“死官僚主義分子同一、二類有所區(qū)別，還是人民內部問題?！盵30]會議結束后，《中央工作會議關于農村整風整社和若干政策問題的討論紀要》再次明確，人民同地富反壞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矛盾的“性質是敵我矛盾”，而同“死官僚主義分子”的矛盾則“仍然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31]
如何理解毛澤東在不到一周時間里兩次改變自己對官僚主義性質的判斷？根據筆者目前掌握的文獻材料，尚不能對此作確鑿的分析，但聯系當時的歷史情境，大致可以作出以下推斷：
首先，毛澤東將“死官僚主義分子”劃入敵我矛盾，主要是因為各地大面積饑荒發(fā)生以后，仍有部分干部罔顧中央“緊急指示信”及相關指示，大搞“一平二調”，大辦基本建設，不僅嚴重削弱了農業(yè)生產力量，而且不作調查研究、不顧群眾死活，既破壞了生產、又殘害了群眾健康，種種荒唐行為使毛澤東在異常激憤的情緒中對“死官僚主義分子”作出前所未有的嚴重判斷。然而，在激動情緒逐漸平復后，基于團結90%以上的干部和群眾以共同對敵的策略考慮，毛澤東又迅速調整自己的觀點。
其次，一般的官僚主義者、“死官僚主義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這三個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界限的模糊。就內涵而言，三者都指向少數干部身上存在的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五多五少”[32]等官僚主義作風問題。其中，前兩者被稱為“官僚主義者”，只不過在犯錯誤的情節(jié)上存在輕重程度的不同；蛻化變質分子則指受到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思想嚴重侵蝕而喪失無產階級立場的干部，它與官僚主義者存在質的不同；但從發(fā)生學的角度看，蛻化變質分子基本上是從本來就存在種種官僚主義作風問題的干部群體中分化出去的。可以說，大量的蛻化變質分子就是喪失了無產階級立場的嚴重官僚主義分子，而前者又往往是在后者的失察、縱容甚至故意包庇下產生的。因此，毛澤東把“死官僚主義分子”稱為地富反壞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的“間接同盟軍”，必欲撤換之而后快。
最后，不應把毛澤東對官僚主義性質認知的搖擺看作其個人的孤立行為，其背后潛藏著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逸出人民內部矛盾范圍向敵我矛盾轉化，從而瓦解“兩類矛盾”基本框架的趨勢。在這趨勢之中，官僚主義與蛻化變質分子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勾連性、官僚主義在“兩類矛盾”間轉化條件的模糊性，為官僚主義最終滑向階級矛盾甚至敵我矛盾不斷聚合能量，一觸即發(fā)。
三、1962-1966：官僚主義作為階級斗爭和人民內部矛盾的混合物
20世紀60年代以后，黨的領導層對國內外階級斗爭形勢的判斷日益嚴重，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最終掙脫了“兩個矛盾”框架，成為統(tǒng)領各項工作的“綱”，“兩類矛盾”變成為階級斗爭服務的黨內團結策略。在階級斗爭觀念的支配下，毛澤東難以對官僚主義問題的性質作出清晰、自洽的界定，官僚主義成為兼具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雙重性質的混合物。
（一）重提階級斗爭與“兩類矛盾”理論框架的隱退
1962年初中央工作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帶頭對過去工作中的錯誤作自我批評，全黨在內外挑戰(zhàn)面前達成新的團結。但會后不久，毛澤東發(fā)現黨內存在“黑暗風”“單干風”“翻案風”的嚴重問題，為捍衛(wèi)社會主義根本原則、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他決心發(fā)動新的階級斗爭。此外，從1962年底起，中蘇兩黨走向公開論戰(zhàn)。正如周恩來所言：“國際上的階級斗爭是錯綜復雜的，它不能不反映到我們國內?！盵33]在國內外雙重因素作用下，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一步步突破“兩類矛盾”的既有框架，正式取代“兩類矛盾”成為主導全局的基本框架。
第一步是1962年8月、9月召開的北戴河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議期間，毛澤東打破既定議程，著重談階級、形勢、矛盾三個問題。他指出，階級、階層是存在的，有階級存在就有階級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本質是敵對的”，不過可以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解決；“階級斗爭要貫串整個歷史時期”，要“年年講，月月講”，“使我們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34]盡管毛澤東仍把階級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解決，但更強調階級矛盾的敵對本質，只是“說成是內部矛盾為好”[35]，如此表述似乎意味著一旦斗爭需要，階級矛盾可以隨時轉化為敵我矛盾。
第二步是1963年至1964年開展的城鄉(xiāng)社會主義教育運動[36]。對此，有以下兩點值得注意：其一，黨的領導人從一開始就明白無誤地指出運動的階級斗爭性質。如劉少奇說“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斗爭，現在就要正式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斗爭”[37]；其后不久毛澤東也指出“‘五反’是一種階級斗爭”[38]。其二，隨著運動的展開，階級斗爭的地位逐漸突破八屆十中全會關于“不要讓階級斗爭干擾了我們的工作”[39]的規(guī)定，成為統(tǒng)領一切工作的“綱”。1963年11月，《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guī)定（草案）》（即“后十條”）引用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教育要點的話，并指出“以階級斗爭為綱”是運動的基本方針。[40]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毛澤東本人從未提出過“以階級斗爭為綱”，但對“后十條”的表述和后來陶魯笳說的“四清運動是以階級斗爭為綱”[41]都是贊成的，實際上間接確認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在全黨工作中的統(tǒng)帥地位。
第三步是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耙噪A級斗爭為綱”作為最高政治理念提出后，必然要面對和“兩類矛盾”這一原有主導框架之間的關系。這次會議實際上解決了這個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劉少奇爭論的一個焦點是當前農村主要矛盾的表述問題。劉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應當是“四清”[42]與“四不清”的矛盾，其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43]。毛澤東則尖銳批評所謂四清四不清、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交叉是“非馬克思主義的”[44]，“兩類矛盾”交叉只是一種形式，階級矛盾才是實質。由此，毛澤東一舉推翻已在黨內流傳多時的“兩類矛盾交織”論，重新提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作為國內主要矛盾。
總之，從1962年到1964年底，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地位不斷提高，終于掙破“兩類矛盾”框架的限制，再次成為研判社會政治問題的主導框架。在階級斗爭的統(tǒng)領下，“兩類矛盾”的提法依然存在，但是其背后邏輯已發(fā)生巨變：正確處理“兩類矛盾”此前主要是為了團結起來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從此時起則主要是為了“同階級敵人作斗爭”，然后才是“同自然界作斗爭”[45]。換言之，“兩類矛盾”不再發(fā)揮分解吸納階級矛盾的作用，反而是為階級斗爭服務的工具。
（二）從官僚主義到“官僚主義者階級”
階級斗爭和“兩類矛盾”關系發(fā)生轉折性變化，毛澤東對官僚主義問題性質的認知隨之發(fā)生重大變化。在1962年以前，官僚主義已經分化出一部分轉化為敵我矛盾的蛻化變質分子，“死官僚主義分子”又一度被納入敵我矛盾，但總的來說官僚主義仍屬人民內部矛盾。八屆十中全會以后，隨著“以階級斗爭為綱”口號的提出，官僚主義一方面仍保留原來人民內部矛盾形式的內涵，主要指干部在工作中出現的不重視調查研究、不顧人民群眾死活、搞生活特殊化等作風問題；另一方面其階級斗爭色彩愈加濃重，官僚主義者與階級異己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越來越接近，共同構成所謂“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46]。毛澤東在轉發(fā)昔陽縣干部參加勞動相關材料時寫道：“這些社、隊的領導干部不愿意和社員在一起積極參加勞動，因而脫離群眾，不能抵抗剝削階級思想的侵襲，生活特殊化，貪污多占群眾的勞動果實，有的甚至逐步蛻化變質，墮落成為富裕農民和資本主義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47]這段批語說明，在毛澤東看來，修正主義往往是從不參加勞動、脫離群眾等官僚主義行為開始的，這中間并不存在難以逾越的鴻溝。
黨的領導人在日常表達中沒有明確區(qū)分作為作風問題和作為階級斗爭問題的官僚主義，反而常?；煜饋砘\統(tǒng)批判，把官僚主義問題逐步推向敵我矛盾的危險境地。1963年5月，毛澤東談到“有些共產黨員掛了黨員的招牌，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分子，這不是多數，但有一部分是如此，搞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鋪張浪費”，緊接著又說“浪費問題很大，這個問題如能適當解決，就可以搞出幾十億美元”，他戲謔地稱之為“向官僚主義者‘借款’”。[48]這里，毛澤東并沒有說清楚造成嚴重浪費的究竟是“資產階級分子”還是“官僚主義者”，在他看來兩者似乎已經沒有根本差別。
除了語義上的模糊不清外，促使官僚主義問題急劇向敵我矛盾轉化的，還有在嚴重估計階級斗爭形勢情況下從全國各地送交到毛澤東手中的工作報告。1964年11月的一份地方報告指出，現在不是領導權有沒有三分之一的問題，“更普遍的是大量農村干部正在和平演變之中”，在農村已經出現了“以基層干部為代表的新的富裕農民階層”。[49]一個月后，中南局負責人向中央提交蹲點報告，指出其所在生產隊已經出現以7戶干部為代表的新的富裕農民階層與1戶上中農、1戶富農、4戶地主聯合起來剝削貧下中農的兩極分化事實。毛澤東在報告提及許多領導干部對階級斗爭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處批注：“這些人是有視聽見聞的，可是只視聽見聞了剝削階級一方面；而對被剝[削]階級一方面，即廣大的貧下中農，則根本沒有什么視聽見聞?！盵50]1964年12月，毛澤東在對陳正人蹲點報告的批注中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薄叭绻芾砣藛T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tài)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針對陳正人所說企業(yè)領導干部對敵情估計不足、對企業(yè)內部嚴重問題認識不足等情況，毛澤東指出：“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么會認識足呢？”[51]
至此，官僚主義變成“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資產階級分子”，人民內部矛盾部分轉化為尖銳的階級對立，官僚主義問題的階級斗爭性質被不斷放大。1965年8月，毛澤東指出黨內“有要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相當廣泛，人數不多，但有影響”[52]。此時他已認定，無論是“五反”還是“四清”都不足以解決如此嚴重的修正主義問題，一場以“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斗爭目標的“革命”最終被發(fā)動起來。
四、結語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官僚主義性質的認識進程，是以中國共產黨人分析社會政治問題的基本框架為轉移的。從中共八大至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兩類矛盾”框架初步確立，階級矛盾被分解吸納于“兩類矛盾”之中；從八大二次會議至八屆十中全會，階級矛盾不斷產生逸出“兩類矛盾”的沖動，但始終被限制在人民內部矛盾之內；八屆十中全會以后，階級斗爭地位不斷攀升，最終取代“兩類矛盾”重新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主導分析框架。與之相應，毛澤東對官僚主義性質的認識也有三個階段：官僚主義從最初明確歸屬人民內部矛盾，到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之間來回擺動，直到最后一部分保留在人民內部矛盾內，另一部分超出人民內部矛盾范圍而向敵我矛盾轉化。
這一認識過程是充滿曲折的，而且由于毛澤東晚年對國內外政治形勢估計日益嚴重，“文化大革命”被錯誤發(fā)動，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當然，需要看到，“人的全部認識是沿著一條錯綜復雜的曲線發(fā)展的”[53]，必須在實踐中反復檢驗和修正，才能逐步實現認識的合規(guī)律性，這一點已通過上文“三階段”的概括體現出來。其次，歷史的前進方向不是某個意志的結果，而是歷史合力的產物。毛澤東對官僚主義性質的判斷不是孤立進行的，而是在黨內領導層分歧與共識的復雜互動中產生的。最后，應當看到“變化”背后始終“不變”的部分，即不論毛澤東對官僚主義問題的估計如何變化，他始終關注作為人民內部矛盾的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問題的解決。總之，毛澤東對官僚主義性質的認識演變反映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為鞏固社會主義政權、反對官僚主義而進行的思想探索和實踐努力。這當中不管是成功還是挫折、真知還是謬誤，都是后世必須倍加珍視和認真總結的寶貴歷史經驗。
注釋
[1]《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6頁。
[2]劉倉：《中國共產黨反對官僚主義思想述論（1956-1966年）》，《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7年第3期。
[3]董一冰、田克勤：《毛澤東對“干群關系”的認識與“文化大革命”的發(fā)生》，《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
[4]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嚴格來說也應看作階級矛盾，但由于工農兩個階級在歷史上長期存在的聯盟關系，根據“兩類矛盾”學說，主要地把它歸為勞動人民內部矛盾的范疇之中。
[5]《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06頁。
[6]同上，第216頁。
[7]《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391頁。
[8]《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354頁。
[9]《彭真年譜（1902-1997）》第3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211頁。
[1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18頁。以下引用該年譜均出自此版本，不再贅述。
[11]同上，第207頁。
[12]同上，第218頁。這顯然有別于劉少奇此前多次提出的人民內部矛盾是當前主要矛盾的觀點。如1957年2月劉少奇在南下前同調查組同志的談話中指出“人民內部的矛盾突出了，它是主要的了”，4月在上海黨員干部大會上著重談了“現在人民內部的矛盾已成為主要矛盾”的問題。而在同一時期毛澤東的談話、講話、文章、批示中從未出現過關于人民內部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表述。（參見《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第386頁；《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6頁。）
[1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393頁。
[1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50頁。以下引用該文獻均出自此版本，不再贅述。
[15]《劉少奇選集》下卷，第93、94頁。
[16]《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第389頁。
[17]《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06頁。
[18]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84頁。后來由于斗爭形勢的發(fā)展，這四條辦法在毛澤東修改講話稿時被去掉，但基本原則沒有變化。（參見逄先知、李捷：《一篇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的誕生——〈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形成過程（下）》，《黨的文獻》2002年第6期。）
[1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88頁。
[2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5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0-231頁。以下引用該選集均出自此版本，不再贅述。
[21]《劉少奇選集》下卷，第299頁。
[2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61頁。
[23]“五風”指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對生產瞎指揮風。
[24]《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 年5月）》第35冊，第516頁。
[25]《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344頁。
[2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第454頁。
[27]《彭真年譜（1902-1997）》第3卷，第456、460頁。
[28]“五類分子”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29]按毛澤東的說法，所謂“死官僚主義分子”是當時河北省委負責人劉子厚發(fā)明的概念。實際上， 彭真在1957年就已提出：“對付官僚主義，罷工罷課鬧事可以，不然死官僚主義沒法解決。”（參見《彭真年譜（1902-1997）》第3卷，第202頁。）
[3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499、507頁。
[3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 年5月）》第36冊，第104頁。
[32]“五多五少”指會議多，聯系群眾少；文件、表報多，經驗總結少；人們蹲在機關多，認真調查研究少；事務多，學習少；一般號召多，細致地組織工作少。
[3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564頁。
[3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128、126、152頁。
[35]同上，第126頁。
[36]關于城鄉(xiāng)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歷史分期有不同觀點，但從階級矛盾與“兩類矛盾”關系的理論史角度出發(fā)，以1964年底中央工作會議為界，可以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這里指的是運動的前期。
[37]《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第571頁。
[3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212頁。此處的“五反”指1963年開展的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運動。
[39]同上，第153頁。
[4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 年5月）》第44冊，第337頁。
[4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33頁。
[42]“四清”原本指清財務、清倉庫、清工分、清賬目，又被稱為“小四清”；后來發(fā)展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又被稱為“大四清”。此處的“四清”指的是“大四清”。
[4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53頁。1957年南下調研期間，劉少奇就提出主要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的觀點；1959年組織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劉少奇提出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都是矛盾的性質，而對抗或非對抗則是矛盾的形式的觀點。在此基礎上，劉少奇才會在1964年底得出矛盾的性質就是兩類矛盾交織的結論，而這恰恰與毛澤東認為兩類矛盾只是“形式”的觀點大相徑庭。（參見《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第472頁。）
[4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56頁。
[4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 年5月）》第43冊，第164頁。
[4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17頁。
[4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 年5月）》第42冊，第553頁。
[4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215頁。
[49]同上，第436頁。
[5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59-261頁。
[51]同上，第265-266頁。
[5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17頁。
[5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32頁。
【作者簡介】
杜家丞，廣東廣州人，法學博士，（北京 100872）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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